改革开放是我们的“主题”，今后10年我们要做的两件事，一个是发展转型，一个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如果两句话并成一句，就是用改革开放来推动我们的发展转型。
转型需要进入新阶段
发展转型的提出已经有十几年了，但转型似乎成效还不甚显著，这里有些根本性的问题还需要做些讨论。
发展转型是“九五计划”提出的，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年-2000年）是和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编注：1993年11月举行，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改革同时进行的，所以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十五”期间（2001年-2005年）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所以在总结“十五计划”的时候就说这个问题（发展转型）非常重要，同时也总结了为什么“十五计划”期间增长方式的转型没有取得成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存在体制性的障碍。体制性障碍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作用太大，压过了市场的作用，二是资源配置达到的目标往往是政绩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GDP的增长。“十一五”（2006年-2010年）做了改进，但回头来看，“十一五”期间改革进展不大。所以到了“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党中央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党中央办了省部级的学习班，加快转型刻不容缓。
“十二五”要比“十一五”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是中共十八大指出的方向。这段时间大家都在积极地研究，并向中央提出建议，中央也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路线图和方案也吸收了许多地方上提出的创意，包括“营改增”以及“营改增”引起的其他财税政策改革。如果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制定一个方案出来，明年能够开始启动，改革开放促进发展转型就有可能进入一个更新的阶段。
创新主体一定是企业
上海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不管在转型上还是在发展上，都会起到一个先锋的作用，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拿“自贸区”来说，历来的改革有一个基本的经验，即用开放来促改革是最有效的方式。自贸区我就不多说了，现场的很多专家还会再讲。我说一个我原来准备的小问题，就是在转型的问题上（“十一五”的时候讨论过，当时叫增长方式转型），途径是什么？途径有几个？
我认为转型的途径有四个：一是实现农民的市民化，二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即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四是用信息化来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社会。
制造业的服务化，或者说制造业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是从原来的制造业中脱颖而出的。其实几件事是有连带关系的。上海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上应该说有很好的条件，完全有可能在中国率先发展起若干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历史的经验证明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都孕育着新的产业革命，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也是如此，从某一些处理得比较好的发达国家可以看到，一个新的产业革命真的到来了。中国应该有所作为，上海在发展中国的战略型新兴产业方面具备一些很好的条件：
一是高素质技术人才的积聚。要说技术人才大概有两个地区是最积聚的，一个是北京中关村，另外就是上海，上海显得更加具有业务研究优势和开发研究优势，在某些方面也许比北京还要强一些。
二是高素质的高等教育体系和科研力量。
三是立足于长三角的强大的现代制造业基础，以数量来说可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当然还需要升级，但是基础是具备的。
四是面对国内外最广大的市场。我们知道在IT产业方面，台湾也是很强的，但是他有一个条件不如我们，他没有市场，所以碰到了比较大的困难。
最后一条就是初步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的体系，跟全国比较，我们这个地区的市场体系的法制基础比较好，比较守规则。虽然跟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比起来，我们的法制规则监管等等还存在很多缺点，但是同全国比较，相对而言我们这个地区还是比较好的。
这些年，特别是从2009年以后，国务院在提出要着力发展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后做了很多工作，一些地区有比较大的进展，例如上海、深圳等地。
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各地都照抄国务院提出的产业（目录），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条件，于是一些问题随之出现。有些人就开始怀疑了，中国是否没有具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条件，我们还是给人做简单加工吧，再搞20年再考虑。从上海的情况来看不是这样的，像光伏、LED的大失误还是没有出现。
我考察了很多地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牢记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原始性的创新的主体一定是企业，不是个别机构制定出来的。原因在于，原始性创新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不确定性太大，成功的概率太低，这种条件之下只有一个办法能够避免大的失误，就是发动千军万马的企业去闯、去试验，如果概率只有万分之一，有1万个以上的企业在闯、在试验，根据法则总有企业能够成功，没有别的办法，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教训。
美国政府一般不指定产业发展方向，但奥巴马试图支持他的“再制造业化、再工业化”，他支持力度最大的就是振兴汽车工业，当时看起来支持力度最大，我们都很着急。电动车主要的关键部件都是动力电池，动力电池最短板的就是材料，当时全世界材料技术水平最高的是两个，一个是美国一个企业，叫A123系统公司，另外一个就是深圳很小的企业，叫做德方纳米，他们都是用纳米技术来做的，我们很着急，因为美国政府的支持力度非常大，美国能源部给了发明奖1亿美元，州政府给退税，资本市场上又融资了。我们那个呢，深圳市政府给二十几亩地，跑了几年没有跑下来，我们都很着急，没想到去年美国这个企业破产了。因为这样的问题是算不清楚的，比如说美国的页岩气开发，价值一下子降了70%，这样一来电动车和它的性价比就完全变了，这种事是没有人能够算得准的。
所以，确定发展什么样的新兴产业不是政府有能力去做的，应当由企业自主去决定，政府要顺势而为，因势利导。从这点看，我们上海新兴产业发展应当说已经初现苗头，就是企业自己闯，自己试验，经过市场的考验，已经渐渐露出一些苗头。
去年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党组书记来上海听了两个产业链的情况，一个是半导体芯片，原材料一直到制备再到装备，我们都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还有一个就是光电的医疗设备，CT、核磁共振等。我们的感觉是，市场上已经显露出这样的苗头，政府如果加以支持和引导，很可能在这方面把中国的新兴产业建立起来。从全国的经验看，这里有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当这种苗头出现以后政府怎么做？
政府如何提供公共品
政府的功能是提供公共品。在与发展新兴产业有关的政府功能中，政府最需要做的是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经营环境和创新环境，再者就是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统，组织好基础性的课题研究。
因为科学和技术的关系虽然很密切，其实两者有很大的不同，科学这个东西的成果是具有很大的外部性的，所以应该由政府和社会来负责，企业要考虑它的营利性，当有很大的外部正效应的情况下，要企业去承担，除非企业发展得很大。
第三，是用PPP的方式（编注：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缩写）提供共用技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各种合作伙伴关系，这方面有很成功的经验。
第四，牵头组织产业联盟。你完全由一个个企业去攻，常常因为专利的限制，市场规模就受到了限制，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二代移动通信，当时美国是一个企业（高通）做的标准，就是CDMA，欧洲用了企业联盟的方式开发的，就是GSM，后来就是GSM的市场占有率大得多了，像以后三代、四代都变成了联盟式的。但组织联盟我们缺乏经验，政府要牵头，要帮助制定好规则，我们成功的不太多，银联卡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第五，在节能环保方面，对这种正效应的外部效应的产品进行补贴，但这种补贴最好补“需方”，不要补供方。我们有一个很失败的教训，“十城千辆”（编注： 即2009年1月启动的“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力争使全国新能源汽车的运营规模到2012年占到汽车市场份额的10%）。为了要达到最低经济规模，我们的科技部搞了一个计划，十城千辆，每个城市1000辆新能源汽车，给补贴，但这个补贴是给“供方”，补给生产企业的，后来搞到了20多个城市，就是2万多辆。如果说你是补需方的话，在市场上采购，那么2万多辆，但是我们的办法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补贴中央给一部分，地方给一部分，结果既导致规模起不来，又大量浪费了钱。
还有一个方面，市场信息是零散的，所以政府需要规划，但规划最好不要搞成过去计划经济那个样子，最好是提供信息的规划，但很多地方支持的方式有问题。
政府如何支持产业发展
近年来各级政府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花钱不少，浪费也很大，因此，支持必须讲究方法。这方面教训不少。
现在许多地方地方政府变成了公司总部，有些做法就容易造成失误和浪费，一个是制定产业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还有就是用拉郎配的方式搞产学研组织。其实应当承认，产学研他们各自追求的具体目标不一样，所谓一个好的体制就是能够满足各方面的追求，实现共赢，其实全世界有很多合理的有效的产学研之间的方式。
不要包销产品，要避免“竞争后补贴”。在进入市场竞争以前可以补贴，但进入市场竞争以后补贴一个就等于打击其他企业。
资金支持要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比如小企业信用担保、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参股等。
小企业融资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必须解决，就是小企业有外部的风险，常常采取的办法就是直接给钱，其实世界各国都有小企业的担保，由社会支持的担保公司承担一部分风险。我们在1998年，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全国都设立了由财政部分支持的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但是到了本世纪基本上由商业（市场力量）提供，所以在这一次金融危机里，这样的做法都起到了作用。上海小企业担保在早期是在经委系统下面，后来跟中央的“中投保”合资建了一个公司，一方面有补贴，一方面商业化运作，效果在全国的小企业信贷担保里面是做得最好的。
还有就是风险投资私募基金，以色列和我们一样，建立国有的公司，后来改了，政府只出引导基金。因为这里有个关键性的问题，不确定性太大，所以最好的组织形式是有限责任，一部分经营人员是普通合伙人，而出资人只负有限责任，我们也做了这个。很多地方政府虽然叫引导基金，但往往是指定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给谁担保，相当于政府补贴，政府承担全部责任。像前面讲到半导体芯片产业，我觉得应该支持，他们提出2000亿的资金支持10年，我觉得2000亿对中国来说现在是很小的数字，问题不在这里，比这个高得多的完全拿得出来，问题是用什么方式，符合于市场原则的方式去支持，这个需要进行研究。
大家都应参与深化改革
所有这些事都牵涉到我们的体制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武汉的座谈会上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调研的六个大问题（编注：一，要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取向，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经济配置效率。二，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展活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三，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四，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创新，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力蓬勃开展。五，要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让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六，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我建议所有的同志都认真看一看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我的理解也许就会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大的框架，每一个问题里面其实有许许多多具体的事。
拿第一个问题来说，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光这个问题就很大，市场体系不是说哪个市场，包括商业市场、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要统一开放。我们现在的情况一个是不统一，地区分割、地方保护、部门保护到处都有；而且门槛还很高，有各种限制；还有竞争有序，现在竞争很成问题，垄断到处都是，只有竞争式的市场才能起到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竞争也不是乱来，而是有规则的，怎么能够把规则建立起来呢，这就产生了全民素质的提高，牵涉到监管方式的改善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想大家都应当参与到这个研究中来。
1990年、1991年的时候经济是多困难，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了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路线图，1994年开始执行，这就建立了中国崛起的制度基础。
所以，前景应当是很有希望的，关键就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本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8月10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上海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由研讨会主办方提供、早报记者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